一、民主的治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导向

  治理并不是可以脱离于政治形态的任意指涉,它是与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相衔适的运作机制,在不同的政治场景和社会条件下治理可以具有不同的意涵。国家治理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语境,它是地方性知识在国家制度运行中的反应,与西方建立在“公民社会”话语体系下的治理理论不同,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框架内对治理资源的充分发掘与利用,是民主制度的现实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发达民主国家的有力探索,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导向。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意蕴:共和主义公民文化

  任何一种制度形态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基础,与民主政治结构相适应的是公民型的政治文化。但公民文化历来存在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前者更为强调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后者则以个人自由为中心,不容侵犯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公民社会、分权化的治理体系是其天然属性和存在基础。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民主描述出的一副激进的个人主义、市场化的政治取向、中立性的国家理论等自由主义图景,并不适宜于中国的政治语境,且缺乏生存的土壤。而共和主义对公民美德、责任、参与、认同等价值理念的强调不仅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的“共和”理想有更多的契合,更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在其指引下的国家治理理念相吻合,是新时代我们需要着力培育的公民政治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报告又提出, “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民理念是与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极度吻合的,共和主义既“要求公民必须是一个充满公共精神的人,即成为一个好公民,在面临抉择时,会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也要求好公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并可以将“个人整合进共同体,使之成为一个更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公民”。[1]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指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共和主义公民文化的试验场和培育基地,而共和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也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意蕴。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遵循:主权在民与人民当家作主

  现代治理与传统治理的界分是以民主为标准的,民主是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本质与核心,因而,政治学家一般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2]尽管民主理论炫目多彩,民主的实践“令人困惑”,[3]但民主的实质内涵却从未发生改变,即无论哪种民主形态从未否定过“人民主权”和“人民当家作主”,只是在实践道路的探索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构建进程的一部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也必以民主为制度依据,始终坚持“确保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权利”的根本价值指向。[4]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对人民主权的不断落实,治理体系的每一个环节和程序,无论是国家治理层面、政府治理层面还是社会治理层面都不能忽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5]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产生逻辑,国家制度及其治理“如果不再体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了”。[6]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便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的根本价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部署中极为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资源向治理实践的转化和人民当家作主在治理中的实现。亚洲杯足球盘口总书记也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十九大报告也郑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维护人民的主权地位和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政治遵循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行动逻辑:放权、控权与还权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在代议民主制度框架下的具体运作,能否实现对治权的控制和约束便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向现代化和民主化转型的成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放权—控权—还权的基本行动逻辑,是民主治理最显著的体现。首先就“放权”而言,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通过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市场和基层,既有利于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激发基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活力,也有利于促进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的履行,加快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其次就“控权”而言,典型表述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有权不任性,用权受监督,从而真正的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轨道,用制度监督、规范、约束、制衡权力,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而不被滥用。”[7]具体表现为:一是通过优化权力结构配置,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打牢笼子根基;二是通过织密制度“笼条”,对权力的来源、运行、监督的各个环节进行制度规范,从而减少权力出笼的概率;三是通过严厉“出笼”惩戒,“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进而“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亚洲杯足球盘口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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