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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大风险起源、界定与防范化解
2019年06月12日 08:56 来源:《社会治理》 作者:吴世坤 郭春甫 字号
关键词:防范化解;界定;思维;利益;风险防范;结构调整;阶层;多元化;城镇化;社会风险

内容摘要:摘要:防范化解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任务繁重而紧迫,应当从社会发展实践和学术理论探索的结合中谋求突破,深入剖析社会重大风险的缘起历程,清晰界定社会重大风险的内涵特征,系统策应社会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与风险本质上社会重大风险产生于社会之中,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应深入剖析社会发展状况,思考和领悟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潜藏的风险。但梳理发现,仍旧存在诸多不顺的地方:其一,对社会风险采取广义的理解方式,对发生于社会中的风险与社会因素引起的风险不加区分,广义的理解方式容易混淆社会风险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的关系,不利于推进精细化的社会风险管理。

关键词:防范化解;界定;思维;利益;风险防范;结构调整;阶层;多元化;城镇化;社会风险

作者简介:

  摘要:防范化解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任务繁重而紧迫,应当从社会发展实践和学术理论探索的结合中谋求突破,深入剖析社会重大风险的缘起历程,清晰界定社会重大风险的内涵特征,系统策应社会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本文梳理总结了转型期中国社会迈向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传统权威流失和社会再整合、社会地域结构城镇化、社会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和社会心理结构调整等发展历程,剖析了其中潜藏的社会风险因素。从思维方法、能力素质和机制体系三个方面,探索建构和优化我国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策略。

  关键词:社会重大风险 防范化解 内涵界定 化解策略

   作者简介:吴世坤,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郭春甫,重庆市高校维护稳定研究咨政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规划课题“高校学生国家安全观认知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号:2017-GX-284)、重庆市教委2016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高校风险防控体系治理质量提升研究——以重庆为例”(项目号:17SKJ002)、西南政法大学2016年度校级重点项目“西部地区多民族高校风险防控体系治理质量提升研究”(项目号:2016XZZD-12)资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在经历迅速转型与发展的同时,也正步入一个高风险时代,转型与危机同在,发展与风险并存。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因此上升为现阶段党和国家的优先性任务。其中社会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维护社会民生安全、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战略部署。防范化解新时期社会重大风险任务异常艰巨繁重且时间紧迫,应当从社会发展实践和学术理论探索的结合中谋求突破,深入剖析社会重大风险的缘起历程,清晰界定社会重大风险的内涵特征,系统策应社会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

  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与风险

  本质上社会重大风险产生于社会之中,防范化解社会重大风险应深入剖析社会发展状况,思考和领悟社会发展趋势及其潜藏的风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40年变迁历程的核心是社会结构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到多元、从固定到流动和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可预知的是,社会现代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时代场景的快速切换与新旧矛盾的交替更迭背后依然潜藏较多的新风险生产空间、既有风险延续空间以及新旧风险的交织空间。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期发展的整体景象,探究社会转型和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实现社会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

  在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转型大趋势的推动下,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这些变迁包括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等阶层主力;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引致了社会制度和体制被解构并重新转轨,权力和财富发生新的转移,原有的利益结构被打破,新的利益结构在重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是转型期社会的核心变迁,这一变迁既促进了积极发展,也产生了风险和挑战。其一,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导致两难困境,社会阶层结构的快速变迁造成新旧矛盾并存,既要加大工业生产又要保护生态环境,既要增加工资维护劳动者权益又要防止用人成本上涨过快导致企业丧失竞争力,既要防止传统风险又要解决现代风险;其二,工人阶级扩张和农民阶级收缩对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农民阶级剩余群体以及农民工的基础利益缺乏有效保障,易转化为弱势群体而引发社会问题;其三,不同社会阶层关系隔阂僵化、利益格局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社会认同危机、社会整合危机和社会分裂危机;其四,弱势阶层社会抗争方式不当演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弱势阶层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进而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公物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等不当对抗方式使人民内部矛盾走向激化。显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利益结构重组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社会重大风险的主要源头,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传统权威流失和社会再整合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各个组织和个人能力的整合为基础,即可认为能否实现社会整合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宏伟目标的成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利益、目标、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各异的组织和个人一方面增加了社会能力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社会整合难题。一直以来,社会权威在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权威具有领导、示范、导引、规范、凝聚、激励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力量以达到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的功能。然而现代化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调整对我国传统世俗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也导致了传统权威的流失,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权威的怀疑、诘难、挑战、批判、反叛等。传统权威的流失引发了社会整合基础的变化并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失效,社会组织和个人随着新型权威的确立而进入了再整合的通道之中。传统权威流失和社会再整合过程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一,传统权威的流失造成了社会信仰、价值、心理的混乱,难免社会行为在新的权威类型成熟之前坠入无序空间;其二,传统社会整合失效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失范行为的增加,如暴力犯罪等仍旧是今后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传统权威流失和社会再整合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认知和应对不当都将引发社会重大风险,宜尽早完善解决之策。

作者简介

姓名:吴世坤 郭春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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