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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圣: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 ——以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为例
2019年03月15日 09:32 来源:《社会》2017年第1期 作者:龙圣 字号
关键词:国家化进程;族群性;“水田彝”;白鹿营;明清

内容摘要:

关键词:国家化进程;族群性;“水田彝”;白鹿营;明清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四川冕宁白鹿营彝族文书、《冕宁档案》,揭示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万历后期,为抵抗叛乱,部分大凉山彝人被宁番卫招募到平坝充当营兵,形成白鹿营等彝族聚落。入清后,白鹿营彝人随土司的招立再次被纳入国家体制,但直到乾隆晚期,其聚落形态、权力格局和风俗文化等方面仍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性。此后,随着移民的到来、保甲的编设及文教的推广,白鹿营彝族的独立性逐渐弱化,国家认同感日益增强,最终形成有别于高山彝族的“水田彝”。明清“水田彝”的国家化,既促进了边疆的稳固,同时也生成了其独特的族群性。

  关键词:国家化进程 族群性 “水田彝” 白鹿营 明清

  一、引言

  (一)问题及相关研究回顾

  边疆族群是如何整合进国家的?这一问题,是理解“大一统”中国形成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制度从中心向边缘的推移来描述其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事实上仍然延续着中国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一点四方”的思维模式,将边疆族群进入国家视为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未能充分考虑其能动性(蓝勇,1992:5—6)。

  上述不足促使后来以科大卫、刘志伟、陈春声、萧凤霞等为代表的“华南学派”尝试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理解华南及其族群与国家的关系。围绕地方如何整合进国家这一问题,他们从礼仪传统、传说故事、神明崇拜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科大卫认为,礼仪改革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可能是边陲地区整合到国家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科大卫,2016)。他指出,学校祭孔和朱子《家礼》早在宋代的广州已经出现,由此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国家化的序幕,但这一地区真正被吸纳进国家主要还是在明代。随着明初以来里甲编设、科举恢复,由地方人士推动的正统礼仪在16世纪遍及珠江三角洲乡村,宗族借助礼仪将自己“士绅化”,地方由此被整合进国家的“礼教”秩序当中(科大卫,1999;科大卫、刘志伟,2000)。

  刘志伟指出,为开发和控制沙田,明初在珠江三角洲定居的老居民利用种种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如建构符合国家礼仪以及具有士大夫传统的宗族(刘志伟,1999、2006),祭祀象征正统性的北帝(刘志伟,1994)——把自身在地方上的权力与王朝正统性相联系(萧凤霞、刘志伟,2004)。

  华南研究显示,随着明初以来户籍、土地、税收及科举等制度的推行,地方群体为获得资源控制的优势,往往有意识地利用制度、礼仪、文字、信仰、传说等象征正统的手段建构起地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从而使国家秩序得以在边疆确立和巩固。边疆族群由此被整合进“大一统”国家当中。概言之,“华南学派”在探讨边疆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时,强调当地人的能动性,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理解为地方积极利用国家话语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刘志伟,2003)。

  与华南的经验不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敏锐地注意到,我国西南边疆的部分高地族群在国家化进程上有其特殊性。他指出,居住在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以及中国西南四省(川、黔、云、桂)部分地区海拔300米以上的高地族群,长期采取刀耕火种、不用文字等手段逃离国家统治。直到晚近国家力量绝对强大,这些高地族群才最终结束无政府的状态(James C. Scott,2009)。在斯科特的描述中,我们看到高地就像是一个吸纳人口的容器,不断有平地上的人迁入其中,逃离国家,却看不到高地上的人迁向平地,融入国家,因此高地族群的国家化进程显得相当晚近、被迫和单一。那么,高地族群的国家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其过程对族群性(族群性质和文化特征)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以四川冕宁白鹿营“水田彝”的个案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个案背景

  本文的“水田彝”,是指位于四川安宁河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平坝上的彝族,在冕宁、西昌、德昌等县市境内多有分布。这部分彝族自称“咪西苏”(意为“平坝人”),因善于开垦水田、种植水稻,故又被称为“水田彝”。根据调查,“水田彝”原本也是居住在高山上的彝族,后因各种原因迁徙到平地上生活(吴恒,1987:34)。由于长期生活在平坝并受汉族的影响,他们在生产、生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与居住在大凉山的高山彝族有着显著的不同。据上世纪60年代的调查显示,解放前“水田彝”在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兼以捕鱼、卖柴等为副业;在经济上已进入地主经济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土地租佃关系,但仍保持有少量的奴隶;在生活上与汉族杂居,处于汉族四面包围之中;在文化上兼说汉语、兼用汉姓、兼着汉装,已达到相当高的汉化程度(吴恒,1987:33—37)。正是这些特点,突显出“水田彝”与高山彝在族群性上的差异。

  

  “水田彝”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水田彝”的调查报告。例如,陈宗详(1947,1948)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对德昌“水田彝”的分布、婚姻、神话、宗教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记录;解放初期为进行民族识别,我国进一步展开了对西南彝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水田彝”的历史及社会状况(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吴恒,1987)。第二类是彝族通史论著,通常将“水田彝”作为彝族的一个分支加以论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3;方国瑜,1984;)。第三类是专题性的研究,涉及“水田彝”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成果颇为丰富。例如,斯蒂文?郝瑞(2000)以冕宁漫水湾彝族为例,探讨了“水田彝”的族群认同问题,指出实行民族内婚是其坚持自我认同的主要原因;朱文旭、张静(2005)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对冕宁漫水湾和喜德冕山镇的彝族“水田话”做了分析;肖雪(2007)考察了喜德大石头和冕宁漫水湾彝族的丧葬文化,认为“水田彝”通过宗教信仰的传承强化了族群记忆;邓明英(2011)则对冕宁回龙乡“舒诺村”彝族哭嫁歌进行了调研,指出“水田彝”口头传统的传承呈现出“完整的”“过渡中的”“逐渐消失的”三种状态。

  综上,学界对“水田彝”已有不少研究,然而既有成果并没有对其国家化进程给予充分的关注,更遑论探讨国家化进程对其族群性的影响。 换言之,“水田彝”是如何从高地来到平地,其族群性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一过程至今没有得到清晰的指认。窃以为,这样一个过程恰恰是我们检验和反思高地族群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生成的绝好案例。诚然,要讨论这些问题实属不易,因为与此相关的史料极为稀少。而本文之所以能展开这项研究,主要得益于笔者在四川冕宁调查期间搜集到的“水田彝”资料和清代《冕宁档案》。前者对明清时期冕宁白鹿营“水田彝”的形成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录[1],而后者则为我们提供了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历史资料。[2]利用这些资料,本文将对“水田彝”的国家化进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进行细致梳理,并就高地族群国家化的一些既有观点做出回应。

作者简介

姓名:龙圣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课题:

本研究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70035)和山东大学基本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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