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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重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写在中国改革40周年
2019年07月03日 09:36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9年02期 作者:余金成 字号
关键词: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资本

内容摘要:一、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劳动本身的分裂劳动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命活动形式,其产品直接满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过程:“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9]163由于一切劳动都采取了分工方式——从社会劳动到私人劳动均如此,可以用“劳动”置换“分工”,即劳动和私有制是相等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劳动是就其活动本身而言,私有制是就其活动产品而言。马克思强调:作为科学技术的“社会一般生产力”和作为分工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共同基础是“社会劳动”,后者被纳入资本能力,与个人劳动相对立,进而成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手段:“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

关键词: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资本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余金成,男,河南信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18年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公报评价是文:“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不难看出,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国社会主义进入改革时代发挥了鸣锣开道作用:前者把脑力劳动推至舞台中央,后者为充分运用脑力劳动预留了广阔空间。脑力劳动不仅是劳动,而且属于标志性劳动,抓住脑力劳动才是真正抓住了劳动。承认“脑力劳动是劳动”,社会主义事业才算迈上了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这岂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社会主义的春天。一旦迈上了这一正道,接下来的发展就势不可挡了。

  (一)社会主义改革对脑力劳动主导地位的认识逐步深化

  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上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为此,他要求全党“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24]43

  如前所述,脑力劳动通过支配物和人两种要素进行物质生产,自身往往并不直接参与其过程;这种中介性质作用只有纳入社会总劳动才能被辨识和认同。脑体分工以二者合作为前提,双方共同承担社会物质生产任务。否认脑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无法真正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24]41

  邓小平认为我们事业的关键在脑力劳动者这种人才,他强调指出:“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25]92“到建国一百周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5]120

  亚洲杯足球盘口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26]13“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26]35表明脑力劳动不仅是劳动,而且是重要劳动。他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27]539,540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人才问题变得十分迫切、更加重要。胡锦涛指出,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28]129;“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好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28]124-125

  亚洲杯足球盘口五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次七一讲话进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含义的。”[27]343

  江泽民认为,应该按照当下标准衡量改革开放新局面:“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我讲这个话,就是要给大家解开一个紧箍咒。我们不能再搞过去那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东西了。……如果还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中国社会,解释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27]343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党的性质调整在我党历史上有先例: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必须在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②在此前提下,按照“三个代表”标准,民营企业家可以入党,这就化解了资本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争议。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既借助资本力量体现发展是“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进展,笔者认为,该提法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绝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共十四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全面开花、趋向繁荣。有别于劳动的生产要素日益活跃,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者谷书堂、蔡继明(1989年)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种所有制成分,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交换,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和个人还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收入分配和积累的自主权,所以,不能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是按贡献分配,也就是按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所作出的实际贡献进行分配,从而提出了按贡献分配原则。[30]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十四大沿用了这一提法。

  这一提法从利益分配角度确立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劳动与资本的主从关系,即以劳动作用为主,以资本作用为辅。社会主义改革找到了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一条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的道路,既是生产力的巨大调整,也是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界定资本剥削性质的前提下,中国社会主义者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关系,并且承认资本享有合法利益分配——虽然与劳动相比只能发挥次要作用,不可不谓一种巨大转变。

  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十五大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十六大仍然坚持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关于收入分配原则的提法,继续强调“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改革进程中,对劳动之外生产要素类型逐步予以明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五大提出要“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到了十七大则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新的突破出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这一提法的新意在于:双方针对的都是“分配”,前者说的是分配“原则”,后者说的是分配“体制机制”;显然,“体制机制”是落实“原则”的逻辑衍生要求,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与此前表述不同,这里没有强调“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区别,不再突出双方“为主一补充”或“为主一并存”的主从模式,而是直接纳入相互补充的同一语义表达中。该新提法虽然并没有明言“按要素分配”就是“按劳分配”,但在一定程度认同了双方的一致性,并因此开启了按资分配即按劳分配的逻辑通道。

  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意味着,中国到了取消所有扭曲的时候了。”[13]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也会显著不同。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其中,市场决定性作用或资本作用,被看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内在的环节:如果说,共同富裕需要解决劳动方式脑力化问题,而后者只能建立在社会财富能够支撑一个平等教育体系的话,那么,放开资本施为,就是为了取得这样一个庞大财富积累,后者理所当然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该部分通过拉开贫富差距这种相矛盾方式来进行。放开资本实质是为了利用资本并最终消灭资本,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由此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是在改革中逐步放开、渐次生成的,始终受到相关法治管控和约束,没有经历类似西方资本长期的、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部分是从原来公有制部门分离出来的,一方面,劳资关系一般没有深层次积怨和仇恨,另一方面,资本拥有者也通常不具备习惯成自然的跋扈与专横。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虽然与原生态资本一样,都是主体实现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都遵循利益最大化目标和运用效率最大化手段,但是与后者显著不同,前者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支配,已越来越减少挑战社会公德和良知的戾气,也越来越弱化作为强势存在而藐视弱者的任性与傲慢。这些奠定了劳动与资本合作关系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后,中国共产党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在宏观上受到政治环境影响。资本作为理性现象受价值观支配,会形成所谓立场选择。如前所述:立场是第一观点。当资本选择个体本位时,会倾向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人本身的物质规定性会占上风;而资本如果选择社会本位,会倾向于社会法则,人的精神规定性就会占上风。诡谲之处在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各具逻辑,都形成自身合理性,双方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对抗,区别仅仅在于:自然法则倾向于现实利益,社会法则倾向于长远利益;至于何者占据优势,要看社会整体环境营造的氛围,后者既需要一定物质基础,又需要某种精神文明,需要政治长期引导才能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突出了整体性(即所谓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宏观性(即使用财政金融政策强化供给侧改革)、战略性(类似于“三步走”“两个一百年”“两个十五年”)。这些显然提供了更有利于资本发展的经济环境。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发展的政治权力因素

  1.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解放穷人的承诺

  对资本罪孽的严厉批判,以及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郑重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创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灭绝人性行为的强烈愤慨,也展示了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忧思。两人判断:资本主义迈不过去经济危机这道坎——每一次危机都把无产阶级推向深渊,迫使无产阶级进行义无反顾的反抗。他们预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具有极大现实可能性,并因此设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以及“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是揭示资本现象和资本主义历史地位最为深刻最为全面的思想家,像所有历史伟人一样,在理论逻辑和现实必需面前,他们倾向后者,并为化解现实危机建立了理论体系。两人生活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崛起、资本主义逐步代替封建主义的时代,也是工业革命飙发,搅动生产领域一池春水的时代;人们看到,政治风云变幻,民众主导变革,经济大潮飞扬,发展突飞猛进。像马克思这样青年时期就立志“为人类工作”的思想家,通过发现唯物史观,很难不受到立即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诱惑,这促使他“首先”成为“一个革命家”,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5]1003

  从广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化就是中国化,中国化就是人类化。这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功不可没。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跨过俄国这座桥梁,来到了东方。当然,真正能够将东西方串联在一起的,仍然是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建立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之上,即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和反抗。中国人听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追求翻身解放的愿望最为迫切,所以十分关注邻国改天换地的动静,正如十月革命是解决世界大战中俄国“人民毫无出路”难题一样。双方对暴力革命的共同选择,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寻找到了同一种民族解放载体。

  首先,民族解放是超出阶级解放的目标模式,能够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其次,无论阶级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与受压迫受剥削的现实困境联系在一起,这注定了斗争将采取暴力方式——凡暴力都可以迅速引起质变,并因此带来资源配置格局的重大变化,是实现利益关系变化的重要载体;最后,俄国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都取决于拥有一个目标清晰、组织严密、行动果断的政党及其众望所归的领袖,处在形势瞬息万变、力量错综复杂乱局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党领导,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在一起,既是俄国、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二者的优点,还是其肩负了重要历史使命的标志。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而言,同样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提醒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几代志士仁人和数千万普通劳动者流血牺牲换来的,无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还是解放穷人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社会主义道路宣示的发展目标,为了不辜负人民信任,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2.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履行管理主体责任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阶级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后者一旦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人类历史的最后一种国家形式,就将趋于消亡。列宁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希望新建立的政治权力能够帮助发展经济,即所谓“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这一思考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使之从“阶级斗争工具”发展至“经济建设工具”。

  政治权力的对象是公共资源,其运用原则是效能最大化,即某种意义的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意义上它属于理性主体范畴。如果说,理性主体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面对所存在的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等资源要素,力求合理配置并发挥其最佳中介作用的话,那么,在要素配置方面,资本主体致力于其微观层面,针对的是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诸环节,国家主体致力于其宏观方面,针对的是价值目标、制度规范、体制设置、政策原则诸领域。双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

  现代社会主义与原创社会主义理论最为显著的区别就是:前者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新释放了资本的作用。当年,马克思指斥资本具有剥削性质,与其说是指资本无偿占有了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不如说是指资本无偿独享了公共资源、间接侵占了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当然,资本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劳动强度的方式,则是对雇佣劳动者赤裸裸的直接剥削。现在有必要区别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侵占现象。

  构成难题的是:资本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且对公共资源发掘利用付出了劳动,如何区别资本家的劳动所得与利用公共资源所得——后者往往大于前者。合理的判断是:资本管理劳动应该取得一份报酬,但资本家却不应该独享利用公共资源的全部所得,后者是资本家与其他劳动者共同实现的成果。

  从历史上看,人们在相当长时期都没有区别“发掘公共资源”和“利用公共资源”在利益归属上的不同。而只是囿于传统认知方式:谁发现谁拥有。这种状况之所以发生:一方面,取决于主体意识不强,人们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方面缺乏必要自觉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信息屏蔽现象普遍存在,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信息严重不对称,前者无法从比较意义上判断自己的合理利益。

  如果说,从历史上看,统治阶级一直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掌控了大量公共资源,并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话,那么,这似乎不好归结为对被统治阶级的直接剥削,也就是说,不是以直接侵犯后者的劳动所得为前提的,而是以独享社会发展成果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将之定性为“剥削”,在后一意义上具有合理性。统治阶级独享发展成果的局面一直得以延续至今,形成了对发展资料的垄断,客观上保证了匮乏时代脑力劳动者群体的稳定和发展。

  大量公共资源往往被两种管理主体所占用,一种是资本主体,一种是国家主体,这一向都被看作天经地义。现在,国家主体肩负了帮助穷人的历史责任,当然可以对此作出倾向性安排。而国有经济的客观存在,为国家主体履行这一使命提供了载体。

  工人农民作为体力劳动者,一直被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捧为高高在上的政治宠儿,他们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说法在社会合作成果属于一切分工劳动共同所有意义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所有分工都被置于竞争环境之中,体力劳动者再度沦为弱势群体,却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社会主义不能滞留在工人农民政治光荣的层面,而忽略了他们的经济窘迫处境。马克思十分明确地认为:无产阶级解放就是消灭他们作为无产阶级存在本身。社会主义要“解放穷人”,只能改变他们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分工地位,即解决其全面发展或获取脑力劳动能力问题。

  资本的历史贡献不言而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只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还应该看到: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或者说在按资分配过程中,客观上占有了更多公共资源,如果承认按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一部分,那么,这显然还不是合理的按劳分配,所以,适当地压缩按资分配的所得份额,从经济学意义上并无不当。鼓励资本大有作为和适当限制资本所得,并不矛盾,尤其是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背景下。

  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体现在国家主体支配的公共资源对弱势群体作了倾向性使用。当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其国家主体对公共资源的运用是依循惯例,而社会主义国家主体通过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掌控了更强手段和更大力度,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更有作为。

  3.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自我净化势属必然

  国家主体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使其成为巨大财富源泉,也相应成为资本主体竞相围猎争取的对象。掌权者对制度规则的掌控,就是对资源的掌控,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属于按劳分配范畴。它与按资分配不同,后者是可以量化的,前者却很难量化,除非附着在物质载体上;还有,国家权力往往为一种系统或体系,个人作用析分出来存在一定难度,这一点与一般资本也不一样。

  人类理性长期以来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获得突破,原因就在于其存在方式的复杂性。掌权者的施为领域包括“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这既是检验其管理能力的尺度,也是可能以权谋私的空间。自由裁量权本身是公设区间,在此前提下,即便是“为私”,也具有合法性;事实证明,权力腐败之风往往起于“自由裁量权”这种青萍之末,从“给谁都是给”变成“非谁不会给”,从被动获取“好处”到主动索取利益,一批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倒下去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权力本身的性质,要求掌权者施为必须秉持公心。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净化是系统工程,理论上包括三个环节:其一,分清公私。掌权者个人对相关资源的使用必须分清公私。过去一度盛行的“三公消费”恰恰是在这一方面积弊甚深。执政党通过“八项规定”对公权力人员严格要求,控制了泛滥势头,但公共资源似可信手拈来,战胜诱惑仍然是长期任务。其二,先公后私。掌权者在行使公权力时对“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必须先公后私。这意味着某种回避制度、程序制度以及追责制度的配套实行。其三,大公无私。掌权者在制度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方面必须大公无私。这类政治行为往往与高级管理人员有关,其决策带有全局性、长期性、关键性,丝毫容不得私心杂念。

  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作用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必须伴随一场自我革命才能真正承担这一划时代历史使命。原生态资本,仰仗个体本位价值观,其样态因人而异具有某种或然性,源自优胜劣汰机制所带来的资本骄横,与丛林法则联系在一起,成为个人主义跑偏的土壤,但被西方文化视为某种自然法则,享有天然合理性,构成为原生态资本普遍的心理状态,也是弥漫、侵蚀一般市场经济环境的普遍现象。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需要警惕和防范资本自发性所造成的对他人及社会权益的侵害,通过长期下大力气建立规则意识,使“资本”偏执和霸道失去基础。这只能通过执政党率先垂范才能做到。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元机制演变的经济结构因素

  1.资本价值和资本使用价值导致的剩余价值现象

  马克思曾经通过区别“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使用即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从劳动角度揭示了当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其实,马克思还在多处区别了“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或者说“资本使用价值”和“资本价值”,从资本角度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马克思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6]368-369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的“社会劳动过程”视角体现为一般使用价值生产,而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过程”视角体现的则是不合理的劳资关系。

  他强调:“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19]423这里,“作为物的资本”或“资本的使用价值”,与上述“社会劳动过程”相一致,而“作为‘关系’的资本”或“资本的交换价值”,应该与上述“价值增殖过程”相一致。由此,马克思区别了资本使用价值和资本价值,其中,资本使用价值决定着资本价值,换句话说,资本使用状况决定资本价值水平。

  马克思还说了一个观点:“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看来是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属性,那末,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把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19]424这表明,劳动采取资本方式发展,具有自然必然性,是劳动本身在历史过程中的必由之路。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两个考察现实生产过程的角度:一个是生产使用价值,一个是增殖价值。其中,生产使用价值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被概括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四种基本类型,而增殖价值所呈现的价值来源可以概括为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四种基本类型。后者需要予以解释:

  “劳动力”指进入生产过程中的一切活劳动,后者在典型意义上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所有生产要素。

  “科学力”指生产过程对科学技术的运用。马克思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16]424“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16]423“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6]464不难看出,马克思以资本对科学力的无偿使用为前提作如上表示。

  “自然力”是指进入价值构成中的自然因素。马克思说:“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6]560其实,在更高社会发展阶段,一切具有独特性质的自然条件都具有潜在经济意义,从风景如画的田园山川到荒无人烟的沙漠瀚海,都会受到关注和追捧。它们会变成人类理性试图全面认识自身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进而演变成“美好生活需要”的精神追求对象,并因此作为“产品”成为价值增殖的来源。

  “社会力”实质是由分工关系所带来的生产力:“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6]376“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6]362马克思同样指出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变成“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16]370

  从资本角度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考察,同样需要区别资本价值和资本使用价值。资本价值即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定量货币;而资本使用价值则表现为对劳动力、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的发掘利用,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产品会产生一种新的价值,后者往往高于资本价值。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形成。显然,不同资本主体对上述资源的整合运用能力会不同,导致其主导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进而影响到所获得剩余价值的不同。马克思通过区别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进行类比的话,资本体现为“资本力”,即资本所拥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其中,资本力价值取决于资本力所体现的静态的货币数量,而资本力使用价值则取决于它进入或主导的生产过程所获取的货币总量。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具有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并因此把历史积累的相关资源要素,即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都归入其中,但是并不认为这是资本家“应得”的利益;相反,由于资本家拿到这些资源没有付出分文,就被马克思一概排除在构成剩余价值来源之外,唯一成为剩余价值来源的只是活劳动,并且主要是雇佣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家不过把社会一般生产力纳入自身使其成为剥削雇佣劳动的条件,所以,无产阶级有必要对资本生产力全面接管,并使之成为“按需分配”的基础。

  2.生产要素与价值来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演变

  在当代,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时代资本可无偿使用的“科学技术”,现在受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明码实价;而管理劳动或者说以经营能力为特征的管理能力,是发掘自然力、社会力或集体力的主要条件,同样成为价值构成的重要来源。人们即便仍然强调剩余价值来源于活劳动,也不能仅仅局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而必须同时承认提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劳动。新的经济事实,构成“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基础。

  生产四要素和价值四来源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经历着变化。生产过程是使用价值产生过程,也是劳动运行过程;价值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产生过程,也是资本运用过程。在马克思时代,这两个过程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今天这两个过程已经变得没有区别了。本来,生产过程中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都被马克思抽象掉了:前者是资本家没付钱,后者是因为监督不属必要;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和管理具有明确的分工职能,双方已经转化为所谓“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所以,在马克思时代,可以只从“使用价值”角度解读“社会劳动过程”,并列出其中所包含的四大因素,但是,由于其中“技术、管理”都不属于活劳动,即失去了劳动主体归属,当然也就不存在权益主张,尽管在实际交换过程中,资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却属于贪天之功化为己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情况已经变得不同。生产四要素每一要素主体均已到位,每一主体都会对自身权益进行声索。原来因主体缺位所形成的“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区别,即前者仅仅需要从使用价值角度考量,后者则涉及到价值角度,已经失去了意义。双方客观上成为一个过程:凡使用价值存在,其价值即存在。原来“社会劳动过程”中出现的使用价值,由于缺乏主体归属,其产生的价值都被资本收入囊中。对于资本而言,两个过程没有区别,资本可以借此夸大自身的作用;对于劳动而言,两个过程存在区别,可以证明资本占有了公共资源。这是马克思划分二者界限的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内,区别两个过程或区别资本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价值四来源清晰地表明:剩余价值产生于现实劳动对过去劳动的创新性运用。如果说,劳动力指的是现实活劳动的话,那么,科学力、自然力、社会力,无论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一般生产力”,还是被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表明了它们作为资源的公共属性。即便是创新劳动发掘利用公共资源付出了劳动,应该取得相应报酬,但是,这一报酬必须是适当的,而不能是无度的,更不能是永久的,因为其基础毕竟具有公共资源属性。

  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虽然改变了对雇佣劳动赤裸裸的剥削压榨,但是,资本的运用过程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公共资源持续使用的事实。人们发现,劳动所得无论如何赶不上资本所得,其真正原因就在于并非是双方单纯活劳动之间的比较,而是资本活劳动更多地启动了死劳动资源,后者虽为资本所用,却并不归资本所有。资本虽然放弃了剥削,并因此不再负有原罪,却仍然多占了公共资源,还存在某种不合理性。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与资本的融合

  资本主体对公共资源的启用,仍然算是劳动结果,属于理性的功劳。虽然从可能性上讲,一切公共资源都可以为人们自由使用,但其间毕竟产生了用与不用、用多用少的区别,一旦体现在产品价值方面,则构成了剩余价值量的不同。不承认它们客观上组成了剩余价值,显然并不正确。

  必须强调的是:资本主体形成了生产力,或者说成为新生产力的组织者,并不因此成为所生成成果的唯一拥有者。无论科学力还是社会力,虽然需要相关劳动者发掘利用,但其根本上属于人类历史积累而成的财富,相关脑力劳动发掘利用了它们,并不意味着拥有完全占有其价值的权力。由于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对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吸纳水平不同,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吸纳较多的行业和企业其产品个别价值会高于社会价值,二者的差额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理应由资本主体和劳动主体平均分配,即双方都拥有两种分配权利:一是按劳分配,即按双方劳动力的再生产价值进行分配;二是平均分配,即针对“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所创造的成果平等分配。虽然实际上往往资本率先拿到了大头——类似于在特定时段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展开,这一状况将逐步向平均方向转移。

  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命题是重新认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首先,肯定资本与劳动的一致性;其次,使一般劳动上升成为资本性劳动。这里,潜在的判断是:资本之所以是资本,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劳动,是因为它是强者劳动的产物,是能够支配劳动的劳动;要消除资本支配劳动现象,并非直接消除资本本身,而是使一般劳动具有资本能力,这样一来,劳动者之间就是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过往的一部分劳动者支配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关系。资本劳动化强调了资本属于活劳动,即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劳动资本化强调了劳动需借助死劳动,即趋向劳动方式脑力化。两种逻辑机制都发生在市场经济之中,是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自发趋势。对脑力劳动主导地位的认识需要考虑如下角度:

  首先,必须从社会总劳动角度看待脑力劳动的地位。脑力劳动属于社会总劳动分工之一,社会的任何产品,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总劳动产品。不同分工仅仅是总劳动的一个环节,其劳动成果往往在总劳动角度才具有完整意义。并且,专业化脑力劳动显然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它客观上表明人类对物质生产把控经历了若干中介环节,是从更为宏观角度认识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之相比,越是初始物质生产活动,越是形成与物质产品的直接联系,越是高端物质生产活动,越是远离直接物质产品。

  如果孤立地看待脑力劳动,当然可以判断其非物质生产活动性质;按照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等物质需要尺度,脑力劳动似乎被排除在外,所谓“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养活的”,甚至“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的一部分”观点就有了市场。显然,仅仅站在体力劳动者立场上,无法把握社会总劳动的客观要求,当然会得出短视结论。

  其次,必须从分工具有激发理性作用扩大共享范围来认识社会总劳动。应该看到,这一观点具有新意。笔者之所以把分工共享视为“隐蔽中的脚”,是因为这种客观现象虽然很早就被人们提及,但并没有人从学理层次上阐释这一观点。[31]56-57人们只是发现:分工关系会造成成倍增长的生产力,至于为什么出现这一结果,却鲜见深入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验事实,是社会分工客观呈现的增益效果。然而,只有理性认知,才能形成自觉选择。

  可以说,社会分工是人类沿着自然界规定的群居生活方式所萌生的伟大发现,它本质上体现了理性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统一,是对既有资源配置的优化选择;其核心是极大张扬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理性特点,一方面,通过脑体分工使脑力劳动避免了承担体力劳动任务,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自然界规律、社会规律以及思维规律的研究,逐步规范了人们在相关领域的目标设置、活动原则、行为方式,从宏观上减少了社会总劳动中的管理失误;另一方面,通过体力劳动分工,使相关劳动者免去了对多样生产过程的训练,得以常年针对单一对象,理性持续的关注使人们熟能生巧,逐步把握所从事分工劳动的规律,产生出越来越多能工巧匠,大大提升社会总劳动的生产效率。

  显然,分工的好处主要体现在对理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不仅是脑力劳动领域,而且在体力劳动领域,都因理性资源的运用进入了最佳状态。而对社会总劳动而言,这些增益效果使全体参与者获得了共享机会。换句话说,人类生命活动对理性仰赖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分工则是使理性作用最大化的基本方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脑体分工的出现,这是人类文明迈入长足发展的标志。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生命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劳动活动的主要特征是脑力。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劳动的发展,就是劳动方式从体力为主转变为脑力为主的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根本上说,是对公共资源的倾斜性使用:即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目标,政府会向弱势群体倾斜利益,首先是普遍满足全体人民的生存需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其次是改变在满足发展需要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平等的发展条件。政府对公共资源的这种倾斜性使用,其经济合理性就在于实现了对资本过多使用公共资源的制衡。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的帮扶,既是一种通过权益平等分配完善生产关系的举措,也是一种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的举措。弱势群体劳动能力变强,将逐步改变社会合作格局,从原来强弱合作转变为强强联合,最终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最佳发展模式。

  如果说,资本劳动化解决了资本属于劳动问题,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双方共同发展局面的话,那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所推动的劳动资本化将进一步解决劳动脑力化问题,进而开启了向共产主义目标迈进的过程。劳动方式一旦实现脑力化,劳动者的能力就不再存在质差,因脑体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分野将因此而消失;而人们劳动成果共同具有的精神形态,使一个人使用与所有人使用不再不同,这为彼此之间劳动成果的共享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因此具有现实性。

  改革放开了资本,社会主义进入到一个崭新发展时期,现在看来,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比已解决的问题要少。资本自由的实质是个体理性自由,后者固然蕴含巨大能量,但也产生无数不确定性。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的追求,会因彼此家庭出身、教育训练、分工岗位、成长环境不同而千差万别。人们已经知道: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但还需进一步知道:资本何等自由就何等横行。资本会毫不犹豫地藐视任何秩序和所有道德,认为这些只能约束弱者,而自己作为强者将只会扮演规则制定者角色;资本会理直气壮地把弱者视为“失败者”,只能听命于自己,不能享有任何平等权利。昔日,资本“无法无天”制造了殖民掠夺、奴隶贸易、世界大战。今天,资本“有法无天”带来了金融危机、颜色革命、霸权战争。

  在国际上,社会主义者展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良好愿望,却丝毫不能忘记:对于资本理性而言,一切都处在中介作用环节,目标是服从利益的,手段是服从效率的,无论是握手言欢、达成协议,还是拂袖而去、背叛承诺,都取决于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

  在国内,资本积累经历了早期钱权勾结、走私贩私、假冒伪劣阶段,目前仍然泛滥着金融投机、网络行骗、信息欺诈,权势、利益、亲情、良心都可以作为被资本利用的对象,食品、药品、用品、服务领域都可以看到资本为恶的影子,底线一再突破,屡屡防不胜防。

  这就是资本,一个天堂和地狱交织的世界。人类文明孕育的这个“熊孩子”,既背负着希望,也潜藏着祸端。社会主义改革重新认识了资本,重建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是一次伟大转变。但事情似乎是刚刚开始。社会主义跳进了资本“火坑”,是人类告别“史前史”所必经的一次历练:其要害是在尽可能释放理性能力的同时,学会理性地自我约束。

  资本主体就是人自身。人的理性造就了资本,资本的一切就是人性的袒露。康德认为,两件东西能够深深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敬畏星空带来理性规则意识;向往道德成就生命不朽理想。这意味着,人类不能单纯指望法治——这种极其有效的强制力虽然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具有滞后性,且需要付出代价;人类还需要德治——这种内心教化会让集体主义注入每个人心田,并随时随地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进入和谐合作的理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人类值得庆幸拥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全面揭示了资本二重性,而且通过组织劳动与资本的阶级斗争,使劳动者拿到了国家权力。弱势阶级有史以来掌控了可以主动改变自身命运的政治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为博大的胸怀认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且利用所掌控的资源促进二者融合发展,创造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财富条件,通过劳动方式脑力化彻底消灭阶级,促使人类完成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以社会平等为基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2页。

  ②详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346页注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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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余金成.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再认识[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2).

作者简介

姓名:余金成 工作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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