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了明确的回答:“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⑦

  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均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⑨2007年党的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蓝图要求形成的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⑩将居民按收入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群体,并且要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之占多数,由此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收入群体结构。这可以说是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并占多数,不仅表明这部分群体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表明社会收入结构的进步,反映一部分人先富与缩小收入差距的衔接。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基于效率差别和要素投入及其贡献的差别。最初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1987年10月的十三大又提出允许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明确“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1)这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就由勤奋劳动、劳动效率扩展到善于经营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投入,由此创造了一系列勤劳致富、创业致富、经营致富和创新致富的路径。居民在谋求先富起来的同时,提高了效率,各种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迸发。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增加了收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际是给有条件加快发展的地区提供充分发挥其发展潜能的机会。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别直接反映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这就使发展较快的地区能够从快速发展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从而为各个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在原有的平均主义体制中,有条件和能力实现较快发展的地区,是没有加快发展动力的。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打破了原有的平均发展格局,由此产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给各个地区发展输入了活力,一部分有发展条件的地区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开放政策是东南沿海地区首先享受的。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只能靠政策。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加速增长起作用的政策主要是率先市场化、国际化和工业化。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牵动对公平和效率关系认识的深化。针对改革开放以前存在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因此,在改革初期提出效率优先。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明确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7年党的十五大则亚洲杯足球盘口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继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的同时,又进一步明确“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12)

  在富起来的时代,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体制取得了明显的效率提高的效果,不只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全体人民的收入也有了普遍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显著增加。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9.96万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1896倍,年均增长24.9%。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平难以兼顾,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逐年递增,由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43,2007年的0.4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2年的2.51倍扩大到2002年的3.30倍到2007年的3.60倍,与此同时,东中西部之间区域差距明显扩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实际上,我们党在实施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就关注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尤其是关注克服多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后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3)对过高的个人收入,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对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要依法严厉制裁。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健全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在党的十七大上则进一步提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4)

  进入21世纪后,分配不公问题更为突出,甚至严重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不再使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而是用新的提法,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且要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这意味着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需要转向让大多数人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需要转向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

  多年效率优先的分配所产生的收入差距日积月累到2011年达到顶峰(2011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77)。实践证明,收入拉开差距可以促进效率,但差距过大甚至出现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不能分享到增长的成果,也会阻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维权意识增强,不会容忍贫富两极分化。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在收入分配上就不能再继续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而是要通过共享发展,让大多数人富起来。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的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党的十八大精神制定《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15)

  如果说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先富起来是富起来时代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那么进入强起来时代后就要直接提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如果发展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不以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利益成果为追求,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两极分化,甚至酿成严重的危机。因此,共享发展的理念是对共同富裕理论的升华。可见,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到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再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共享发展理念,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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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洪银兴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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