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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论衡
2018年11月22日 09:32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作者:胡逢祥 字号
关键词:现代中国;实证论;实证史学;建构路径

内容摘要:不过,此种现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实证史家关注的重心已转向如何将之用于史料和史实的具体考证,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借鉴主要是朗克等人鼓吹的“客观主义”史学,而非先前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等所倡探求社会历史法则的门径。实证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和形塑,影响至深且远。一、实证史学的输入及其概念流变“实证”一词虽早见于中国传统典籍,然本意皆指“确凿证据”,并无方法论之含义,从《水经注》的“盖沿历之实证,非为谬说也”。二、现代中国实证史学建构的两种路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现代主要史学流派进入了重要的形成发展期。

关键词:现代中国;实证论;实证史学;建构路径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实证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对其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从20世纪初十余年新思想界涉及实证论的文字看,人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其以观察和实验手段研究社会,以及社会现象和发展有“法则”可寻之新观念,它对当时史学界兴起以探求“公理公例”为目标的历史科学思想产生过相当的引导和催化作用。不过,此种现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实证史家关注的重心已转向如何将之用于史料和史实的具体考证,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借鉴主要是朗克等人鼓吹的“客观主义”史学,而非先前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等所倡探求社会历史法则的门径。而从当时崇尚实证的史家看,其现代史学的建构则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径:一是以西学为准则的“以西融中”模式,一是希望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依托而兼采域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路径。深入比较两者的异同和得失,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不无裨益和启示。

  关 键 词:现代中国 实证论 实证史学 建构路径

  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重构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1901-1949)”(项目号:2017-01-07-00-05-E00029)的阶段性成果。

 

  实证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和形塑,影响至深且远。目前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不可谓不多,然细加审视,仍有剩义可寻。如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论,在改造历史学这类传统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与其原先的治学方法特别是人文思维方式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其内在的冲突或接榫又是如何展开的?历史学被提升为“现代科学”后,是否意味着实证论已成其“重建史实”的唯一支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料的实证考据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客观”?人文方法在其中是否仍有发挥的余地?若然,则如何实现其与“科学实证”的互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试结合其中某些问题的思考,就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建构路径及流别再作考察,略抒管见,以求教于通人方家。

  一、实证史学的输入及其概念流变

  “实证”一词虽早见于中国传统典籍,然本意皆指“确凿证据”,并无方法论之含义,从《水经注》的“盖沿历之实证,非为谬说也”,到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古人文义有从实证出者”和皮锡瑞《经学通论》所谓“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①等,无不如此。直到近代西方实证论的传入,始成一专门术语。

  实证论(positivism)作为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系19世纪前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创立,它实际上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在思想界的反映。其说以为,人类社会及其主流思维模式在经历了神学和玄学阶段后,现已进入科学或实证时期,为人类思维趋于成熟之阶段,其标识性特征是“认定一切现象皆受不易的自然法则所支配”,欲知此现象界之法则,端在观察和实验,即通过具体现象的归纳进而求得科学定律。在孔德看来,数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均先后进入实证阶段,唯社会现象因最富个性、最为错综复杂,仍徘徊在外,值此科学日见昌盛之际,自当摆脱神学和玄学束缚,以实证方法究其运作变化法则,使之同登科学之殿堂。如此,“则近代人之哲学系统实际可臻完备,而一切现象咸可分别归入五大范畴焉。一切基本概念既调合一致,则实证状况于以告成”②。这一理论不但确立了实证社会学的地位,还激发起人们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信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孔德所说“现象界之法则”,只是指人所能感知的现象界因果法则,至于超乎感觉经验之外的宇宙本体或事物内在本质,依然在不可认知之列。这表明其理论明显存在着经验主义乃至某些不可知论的倾向。孔德的上述基本观点,不久就得到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Spencer)、巴克尔(H.T.Buckle)等人的呼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实证论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严复1895年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不仅介绍了西方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而行者”,具有“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为不易”的特点,还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精深微妙,繁富奧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征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③。其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更是反复论说社会学足以成为一门探究社会发展“公例”之学的理由,认为“群之事变,其葛深隐,常过于他学之所治,则其术固不得入他学之至简。类同事之变,以见其会通,其所会通者,常出于至宽之涂,而大其时地之界限。虽然,既有其会通矣,会通斯有其公例,有公例则可本之以明事变之由,而即此遂得以成学”。据此,“群之有学,固可决耳”④。20世纪初,孔德其人其学通过章太炎、王国维等被译介到国内。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其中提到:“初言社会学者,为法人欧哥斯德·廓模德(即孔德)。其所著《实验哲学》始见索西奧罗其衣(sociology,社会学)”⑤。同年,王国维也在所译《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中指出:“法国之硕学孔德分一切学问为六种,以自简入繁为先后,即数学、星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是也。”⑥

  当时学界对“实证”一词译法颇不一致,除章太炎译作“实验”外,1902年王国维所译《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在述及孔德的社会三阶段论时,亦谓:“亚洲杯足球盘口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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